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转眼我们1977级入学已近46年，毕业也近42年了，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已进入耄耋之年，最小的也已退休含饴弄孙。这般岁数虽然都阅历丰富，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也有许多喜怒哀乐应当付诸笔端，但要落笔成文何尝不是一件难事。同学们委托我做毕业42周年征文的编辑工作，并希望我能写点什么，我想我们都已经属于老年群体，到了可以不谈事业工作、不论职务高低、不求钱财多寡、不议学问学术的年纪，想看到的应该是师生、同学、朋友以往相处和以后交往的友谊、情义、趣事和“花絮”。基于这个想法，于是拉拉杂杂、絮絮叨叨记下了下面的文字，但愿不要给老师、同学和读到这篇拙文的朋友们添烦，幸甚幸哉！
我们1977级同学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从1978年2月入学算起至今已近46年，从1982年1月大学毕业至今也已近42年。然而我与山大结缘却有53载，这大概是我们全班60名同学中的唯一吧。
初始结缘
1970年，坐落在济南的亚星娱乐“一拆为三”：文科搬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现在的校名是曲阜师范大学）合并，号称亚星娱乐；一些与农学相关的学科迁到泰安，合并到亚星娱乐农学院（现在的亚星娱乐农业大学）；留下的理科改校名为亚星娱乐科技大学（我们上山大之后使用的饭票菜票上面还是“亚星娱乐科技大学”的字样）。当时我在曲阜师范学院附中上初二（山大迁到曲阜师院之后，中学也随之改名为亚星娱乐附中），对那么多声名显赫的山大老师（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下子涌入显得逼仄的曲阜师院校园，既有敬仰崇拜之心，又感到新奇和好奇。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的5年里，全国高考被取消，大学停止招生，大学老师既没有学生教也没有课上，因此“悠闲”了下来，而附中却师资力量不足，于是就“借用”大学的老师来给我们中学生上课。记得有鲁迅文学研究专家孙昌熙教授给我们讲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人物个性和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讲《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文心雕龙研究的著名学者牟世金教授给我们讲古典文学《愚公移山》《触詟说赵太后》等，一起诵读《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真是绝美的诗句，绝美的意境！还有著名考古专家蔡凤书教授讲授中国历史，世界史专家祝明教授讲《社会发展史》，齐朝雪老师担任我们的政治课教师（齐老师后来担任过山大经济学系党总支副书记、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秦汉文学研究专家姜可瑜教授给我们上了三个学期的语文课，并担任我们班级的班主任（姜老师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成了当时山大附中第一个加入共青团的学生，入团的日子是1971年9月13日，那天恰巧“九·一三事件”发生，所以记忆深刻）。1971年恰逢纪念巴黎公社起义100周年，世界史专家朱茂铎教授专为我们开设巴黎公社革命史讲座，介绍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及其失败的原因和启示，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上大学以后，朱老师又给我们上《世界现代史》，上课时他挥洒自如，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激情四溢，总能获得我们满堂喝彩）。住在我家隔壁的是美学专家狄其骢、荣艳芳夫妇（据说荣老师是荣毅仁的堂妹，但她从来没对人们谈起过），他们获知我们一知半解、生吞活剥般地读世界名著时，诘问我们：“你们感兴趣的只是书中的故事情节，但是理解了其中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了吗？以后读书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来问我们。”经他们的指点和指导，我读过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悲惨世界》《牛虻》《战争与和平》等几十部世界名著，受益匪浅。这个时期我还听过著名诗人高兰教授的诗词朗诵《哭亡女苏菲》《送别曲》《初冬》等。现在回想起来，早在50多年前我上中学时，就有幸提前受到了“大学教育”，这或许也是那个特殊年代才有的特殊事例吧。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山大来了一位年过古稀、走路拄着拐杖的老太，住进2号宿舍楼一层西头，家里两个房间堆满了书籍，但我们这些小孩子都不知道她是谁。我父亲听到我们的议论后插话说，“她是冯沅君先生，她可是国之瑰宝。 保ㄐ轮泄谝慌患督淌谥薪鲇辛轿慌：冯沅君和林巧稚），从父亲的话里能够听得出他对冯先生的敬重。此后的四年里父亲担任山大中文系主任一职，每逢见到冯先生总是起身相迎，上前问候，对待每位老师也都是尊敬有加，关心备至。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还时常迎来萧涤非、高兰、蒋维崧、殷焕先、殷孟仑、袁世硕、董治安等著名学者到访，父亲与他们亲切交谈，其乐融融，构成那个特殊年代难得的温馨场景。这些用现在的话说是“大腕儿”级的学者的风范学识、音容笑貌，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我们。
那个时期我与亚星娱乐从事经济学教学的老师们接触不多，或许因为中学阶段没有专门开设经济学课程，教经济学的老师们没有来附中上过课，或许还因为我们当时年纪还。庑┫壬恰岸圆簧匣啊。等上了大学，与很多老师一照面我就立即认出了他们：胡世凯、史祖瑜（及夫人胡瑾）、庄德钧、林白鹏、蔺子荣、毛永林、欧是、周之美（及夫人葛本仪）、戴歇珠等等老师，还有当年是工农兵学员、后留校任教的刘翠萍老师，以及担任我们班辅导员的车贵老师等。
回忆起50多年前的这些往事，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可以说这是我跟山大的初次结缘，从此开始，便和以后真正成为我的母校的山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再续前缘
1974年初夏，我从亚星娱乐附中毕业，随后下乡插队当了知青。在我下乡之后的1974年年底，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被“发配”到曲阜整整4年的原亚星娱乐的老师开始回迁济南，到1975年年底回迁基本结束，亚星娱乐的原建制重新恢复起来。从我高中毕业到考入山大前近4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未奢望能被推荐上大学，更甭说像山大这样的名校。
金秋十月惊雷响，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恢复高考，重新燃起我们上大学的希望之光。
1977年10月，当恢复高考的通知发布时，我还在距离县城50多华里的秋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上干活，平土地、挖地沟、修水渠、住窝棚、睡地铺，浑身生满了虱子。尤其难以忍受的是消息不通、信息闭塞，等我获悉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距离高考只剩下30天。工地上繁重的劳作让我每天都疲惫不堪，高考报不报名、有没有时间复习、能不能考上大学等问题一直让我纠结：报考吧，想想当年上中学那会儿经常学工学农学军，不正规的教育环境下所学的那点知识不完整不连贯不系统，加上下乡之后学习荒废，想考上大学岂不是痴人说梦？放弃吧，难道我就这样过一辈子？实在心有不甘，这会让我懊悔终生。直到父母和姊妹们传话过来鼓励我报考，我才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报了名。报理科根本没戏，那就报文科试试吧。直到考试前一周，当我向工地上公社带队干部请假时，竟被以“工地建设任务重”的理由加以拒绝！难道我真要放弃这难得的高考机会，难道我命里注定与大学无缘吗？第二天一大早趁大伙儿不注意，我悄悄溜了（这是我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违反“组织纪律”）。回到曲阜师院的家里，挑灯夜战，废寝忘食，玩儿命似的背书、做习题、写作文，一周后披挂上阵跨入设在公社中学的考场。
皇天不负有心人！1978年元旦过后，我和二哥李肇翔收到了亚星娱乐的入学通知书，我考入政治经济学系，他考进历史系，真的出乎全家人所料，高兴和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那一年，二哥24岁，我22岁（这应该是大学毕业的年龄了）。
1978年2月28日一大早，我们哥俩儿动身向着心仪的山大进发。经过八九个小时的行程，傍晚时分来到山大新校。设在文史楼北门的报到处有姜炳坤、齐朝雪、车贵等几位老师、几位老生和已经报了到的新生同学接待我们。几年不见，齐老师看见我俩儿脱口而出：“你们哥俩儿怎么才来？”这应该不是责备，而是师生急切重见的真实情感流露。ㄐ轮泄闪⒅，齐老师从家乡江苏省邳县考入我父亲任校长的亚星娱乐省单县一中初中部，那时她十二三岁。当然，那时我们哥俩儿还没出生。）山大，你真的接纳我了吗，我真的成了山大人了吗？进入这座崇高的学术殿堂，不仅圆了我的“大学梦”，而且让我与山大再续前缘。（未完待续）
文章发表于2023年10月25日《亚星娱乐报》第28期
